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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老師的掙扎與省思
◎蕭紫菡
考試考不好，要被打；愛說話，也要被打…這是許多孩子上學的壓力，也是小學老師雲峰從小的成長經驗。而在他正式當上老師、也有了體罰孩子的經驗後，他說，體罰，不只對孩子來說是個壓力，對老師也是個壓力，那壓力來自於：發現自己用一種野蠻的方式，尋找身為老師的生存感……
這本是件稀鬆平常、微不足道的小事-不過，又是個「不乖」的孩子挨了打。那天，小學老師雲峰教孩子寫習作，和許多老師遇上的狀況一樣：有個「向天借膽」的孩子不服師言，斗膽地將習作丟在眼前說：「我不寫，我不會！」然後，兩手一攤地開始「擺爛」。
比較不同的是，雲峰是個平時就告誡自己：「除了棍子，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教！」的老師，於是，他一次又一次地找方法、一遍又一遍地教，「到最後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方法、甚至都要直接將答案告訴這孩子了！」然而，答案愈是呼之欲出，這孩子愈是面無表情地覆頌那句：「我就是不會！」簡短有力，如一把匕首短小卻鋒利地劃破了那「打」與「繼續找方法」的界線，於是，一記拳頭送上了孩子的臉頰。
教室裡，一片寂靜，怒氣未消的雲峰走回講台，試圖回復冷靜。
為什麼打後數週，孩子忽然變專心？
「老師，他哭了！」一個孩子舉手大喊！還真的，挨打的孩子雙手摀臉，淚水正從指縫間流下。然而，眼淚的訊息降低不了雲峰的餘怒，他抬起頭來說：「哭什麼哭！該哭的是我吧，我想盡辦法教你，你卻連聽都不聽，不懂沒關係，但你是不聽…」講完，他看見那孩子若有所思，而雲峰也在隨後向其他學生說，自己錯了，不該打人。
這件事，就這麼過去了兩個禮拜，尤其對那些視體罰為理所當然的老師們，好像，也可以真的就這麼讓他過去了，孩子的眼淚向來揹負著「撒賴、過了就算」的印象，無須太過在意。但，對雲峰來說，打從擔任正式教師後，他一直是站在「反體罰」的立場，所以，在孩子面前，他總是個不打不罵、耐心教學的老師。
而這次，他說，在自己失控動了手後幾個禮拜，孩子上課突然變得很專心。這種轉變，是不是應當讓他「反體罰」的立場大為更動呢？他說：「不，我很明白，那只是一種討好。」
雲峰說，事情發生後的兩個禮拜，他一直想找孩子談談，但兩人見了面總是尷尬，無法談話。直到某天晚上，他受邀到部落某處去烤火，那孩子也在，當晚，他們還是沒有交談，但在第二天，孩子上起課來卻變得很配合，「我很敏感，他的眼神背後是在試探我，像是：寫作業他從來是『擺爛』，但那段日子當我走過他身旁，他會立刻瞄我一眼然後開始寫，那『瞄』的眼神像是他突然想起什麼事了，怕我又會再打他…」
試探，藉著達到老師的期望以防止下次被打，正是許多孩子的壓力來源之一。他們無法真正地被說服為什麼要這樣做、為什麼要那樣做，而是在嚐過拳頭和棍子的苦味後，開始尋找如何改變行為以不再嚐苦。而當改變終究不是出自內心的時候，就得時時提醒、警誡自我，於是，壓力就這麼襲捲而來。而雲峰說，看見孩子這樣，他真的很後悔，因為，「當老師時，我就告訴自己：不再讓自己成長的悲劇繼續發生！」
體罰，對國小到大學階段的雲峰來說，正是件最稀鬆平常，卻發揮了茲事體大的影響。
回憶充滿體罰與委屈的學校生活
那也是個從眼淚開始的故事。小學四年級，雲峰回到家和正在洗衣服的媽媽打招呼，媽媽問他：「你的臉怎麼黑黑的？」雲峰以為臉髒了，用手去擦，一擦才發現痛不可支，因為，那不是髒，而是瘀青。
「我才想起來，是那天早上上體育課的時候，老師要我們練習跑接力賽，老師就要我帶領男同學到操場的另一邊去集合。當時，好多同學一下子就跑到司令台上蹦蹦跳跳地，我就和幾個同學在後邊慢慢走，還沒走到，老師就在對面把我們叫回去，一回去，老師就質問我說：『你身為班長，居然還帶頭作亂…』話還沒講完，老師就一手擰我的臉，一手打我巴掌，反反覆覆好幾次，我很害怕一直退一直退…那天，老師就當場撤換了我班長的職位。」
只是，雲峰說，當時他並沒有哭，一直到回家和媽媽發現了臉上的瘀青，他才抱著媽媽一直哭、一直哭。
年紀小，事情忘得快，也容易留得深。雲峰說，自己從小就是個成績好，卻愛講話的孩子，因此，被打的機會從來沒少過，但他通常很快就忘了；上了國中，成績的要求又成了老師打人的「誘因」，他與眾多莘莘學子，就又在「被打」、「怕被打」、「幸好沒被打」的情緒裡，度過了中學歲月，那時的他，即使「每天上學都很有壓力，」但，除了焦慮，他從來沒感覺到，體罰對自己會有多大影響，畢竟，大人總說：「打是為你好，以後就知道。」被打，似乎在一種正當性下模糊了感受。
而雲峰也真的在那「以後」知道了體罰究竟在自己的生命裡劃下了什麼痕跡。「上大學後，有一天早上我騎著車要去學校，路程中，我腦海突然浮起一幕幕從小到大老師打我的畫面，愈想愈氣，愈想愈氣，差點出了車禍…」
「長大後，你才會開始知道，被打的當下有多麼地委曲，我發現，我除了在意老師憑什麼打我，更在意他誤解我，或是看不起我…」他說，小二時，有個平時對他不錯的老師突然在課堂上叫他出去打板擦，他打回來後，老師就叫他把手伸出來挨打，並質問他：「XXX說的，你生詞為什麼不照老師教的順序寫？」他才知道，原來老師要他出去打板擦，是要藉機問另一個同學他有沒有照順序寫生詞，被誤解的感覺，當時很快地拋在腦後，長大成人後，卻直挺挺地冒了出來。此外，國中時，他成績不好被打，但他說，鞭子打下的同時，他受不了的不是鞭子，而是老師看他的眼神，「那眼神就是在說：你很爛，你沒有其他人好…」
而這一切被誤解、被看不起的情緒，在鞭子的揮打下，似乎，從來不需要被了解，於是，在這種不安全的狀態下，雲峰說，他從青春期後變得很「刺」，彆扭而憤世嫉俗，不愛跟老師親近，一直想揍老師，到上大學，才了解自己這一切的根源，就是老師長期的體罰，長期地忽視鞭子下自己的內心世界。
體罰讓人感到無能
他說，自己痛恨老師，尤其是小學老師。
而不知是幸還不幸，他大學考上的是師院，畢了業當的是小學老師。
而據他形容，他長大後仍是個「愛講話」的人，所以，朋友都鼓勵他，要當老師，當個「終結悲劇」、絕不打人的老師。
但，悲劇的終結似乎不是那麼容易，尤其，當一個菜鳥老師，在課堂上，面對的是一群亂到幾乎要爬上天花板的學生時。
「孩子知道你沒經驗，新來的，整堂課就這麼亂哄哄地無法控制，甚至有兩個孩子直接在課堂上吵起架來，再分別甩門出去…我沒有法子，就把棍子搬了出來。」 「終結悲劇」和「棍子」之間的轉折是什麼？他說；「我當時只覺得，我也要生存！」
是啊，在課堂上，人人有自己的角色，每個角色也有被賦予的期望，而老師就是要能掌控全局，一但實際現場，老師沒辦法真正掌控班級狀況，棍子，向來是這角色的形成要件之一，使用的前提是：老師也有生存的壓力！
但，難道沒有別的生存方式？打了人之後，不僅在孩子身上留下了後遺症，在老師身上，也有後遺症。「體罰孩子，對我也是一種傷害，我覺不僅違背自己的誓言，更發現自己的無能，我為什麼只會用這麼野蠻的方式達到目的？」
他說，當了老師，他才發現，人的惡劣來自於一種無能，縱使像他這樣有過被體罰經驗的老師，也很難從體罰中跳脫出來，原因在於我們的成長過程乃至師資培育的過程裡，太缺乏對這種「只會使用棍子生存的無能狀態」提供協助，他說，「在師院的課程裡，很少對體罰做討論，有，也只是各自表述，並不深刻。」於是，侑於成長經驗，又沒有思考過其他方法，於是，當「生存」出現危機，棍子，成了唯一的選擇。
雲峰說，他知道他可以選擇這方式，但，他也知道他的無能需要被協助。於是，他開始參加一些探討教育的課程，逐步尋找反體罰的立場和其他的教學方式。
雖然用盡了方法，但卻用錯了方法
在走向反體罰的過程裡，雲峰並非一下子就做得徹底。當上正式老師後，兩年來，他堅持不打孩子，努力找方法去帶孩子認知每件事情、每個作業。但，總還是讓一個小孩突破了他的耐心界線，讓他失控了一次。
而這一次，對雲峰來說，是對自己是否真正反體罰的立場的二度考驗。他說，自己真的盡了全力，沒有別的方法才情緒失控，但，事情後來的發展卻讓他體認到，自己不是用盡了方法，而是用錯了方法。
他說，打了那孩子後，如先前所說的，孩子在兩個禮拜後極力討好他，再過了兩個禮拜，某天，他在路上遇到那孩子和同學一起回家，他就順道送他們，一路上，他們開始談天，雖然，那說說笑笑的過程裡，他仍能感覺孩子在討好，一直到家門口後，雲峰說，他離開時，回頭看那孩子，把手舉得好高好直，很用力地揮著說：「老師再見！」
隔著一段距離，雲峰才感覺到，孩子長久以來是在試探：這老師是不是好人？孩子從小處於一個父親暴力相向的家庭，常不愛回家，而孩子不寫作業、擺爛，是在宣告著：反正也沒人會理我、在乎我，我何必寫？於是，當雲峰這個向來「很容易親近」的老師打了他，一方面孩子對雲峰的信任感有了動搖，另一方面，當雲峰在台上說：「你不會沒關係，我可以教…」的時候，孩子那若有所思的表情，似乎顯示著他的驚覺：怎麼有人這麼在乎我寫不寫？兩種衝突之下，孩子的試探、討好，正是在觀察「這老師到底是不是好人？」一直觀察了好一段時間，經歷雲峰的道歉、細心教導、不再體罰相向後，孩子似乎才又開始有了一點點的信任。
愛與關懷讓雙方減壓
開學後，孩子有了真正的轉變，不再討好，而是真正地想上課。雲峰說，「並不是我打了他有效，而是他感受到我的關心和愛，才會轉變！」當孩子不斷說：「我不會寫！」的當下，需要的是被在乎的感受，而不是一個答案，而如果找出了這個癥結，打，又有什麼必要？打之前，甚至之後，又有多少老師肯去尋找每個被視為「不乖」或「不上進」的孩子的癥結，也許是需要被在乎、也許是需要被肯定、也許，只是需要老師再回到自己學習的經驗裡，耐心地再教他一次…也許，也許…這麼多的也許，不會在一根棍子下，被發掘出來。那麼，究竟是孩子太難管教，還是，老師從來只習慣一種管教？
而令人好奇的是，教學現場裡，究竟是什麼支撐了這股理所當然直到現在？雲峰說，在他當實習菜鳥、掌控不住孩子的日子裡，他即使拿起了棍子，「在打的當下你就知道沒用了，孩子清楚你是掌控不了全局，乖一下就又回復原狀…」孩子太吵，打了會「乖」一下；成績不好，打了會回去努力念一下，難道，我們追求的是那暫時的「乖一下」、「努力一下」嗎？體罰，是不是也同時扭曲了老師和孩子兩方，老師像吸大麻一樣，藉由孩子暫時的馴服獲得一時的、自欺欺人式的生存感；而孩子，如雲峰說的，「也變得習慣老師會打人，打了他不一定會聽話，但遇上不打人的老師，就像要把全部的壓抑給渲洩出來…」對那些長久習慣體罰的孩子來說，搗蛋、放棄學業，是不是也是獲得生存感的另一種方式、另一種扭曲呢？只是，老師往往有權利繼續沉浸在打人的自我催眠裡，而孩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生存感時，換來的，似乎又只是更多的不了解或更多的體罰吧！
體罰，不只是孩子的壓力，對老師如何認知自我，更是另一層很深的壓力。
到目前為止，即使雲峰的反體罰路走得很辛苦，但，他並不沉浸在那自我催眠的生存感裡，而是一次次地檢視自己與孩子，他說，他願意繼續反體罰，因為，「孩子是個人，無論在知識或人格上，都是個可以發展成熟的人，只是看你有沒有、願不願意去發掘。」正因承認孩子的主體需要發掘，所以，他絕不希望再用棍子去矇蔽了發掘的機會，而對他自己，他也有著很深的反省：「即使身為老師，我們自己也不見得發展得很成熟，不是嗎？」
開學後的某一天，雲峰曾跟那被打的孩子說：「對不起，上回我打了你！」而那孩子摸摸頭，說，「喔，我早忘了。」但，正如雲峰自己的成長經驗一般，我們知道，體罰，從來不會真正因為孩子容易遺忘而獲得正當性、失去影響力；每個個體，也不會在體罰之下，擁有更完整的發展機會。
編按：本文原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第 170 期。
人本教育基金會公益訊息 2005/10/25
本文摘錄自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
◎蕭紫菡
考試考不好，要被打；愛說話，也要被打…這是許多孩子上學的壓力，也是小學老師雲峰從小的成長經驗。而在他正式當上老師、也有了體罰孩子的經驗後，他說，體罰，不只對孩子來說是個壓力，對老師也是個壓力，那壓力來自於：發現自己用一種野蠻的方式，尋找身為老師的生存感……
這本是件稀鬆平常、微不足道的小事-不過，又是個「不乖」的孩子挨了打。那天，小學老師雲峰教孩子寫習作，和許多老師遇上的狀況一樣：有個「向天借膽」的孩子不服師言，斗膽地將習作丟在眼前說：「我不寫，我不會！」然後，兩手一攤地開始「擺爛」。
比較不同的是，雲峰是個平時就告誡自己：「除了棍子，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教！」的老師，於是，他一次又一次地找方法、一遍又一遍地教，「到最後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方法、甚至都要直接將答案告訴這孩子了！」然而，答案愈是呼之欲出，這孩子愈是面無表情地覆頌那句：「我就是不會！」簡短有力，如一把匕首短小卻鋒利地劃破了那「打」與「繼續找方法」的界線，於是，一記拳頭送上了孩子的臉頰。
教室裡，一片寂靜，怒氣未消的雲峰走回講台，試圖回復冷靜。
為什麼打後數週，孩子忽然變專心？
「老師，他哭了！」一個孩子舉手大喊！還真的，挨打的孩子雙手摀臉，淚水正從指縫間流下。然而，眼淚的訊息降低不了雲峰的餘怒，他抬起頭來說：「哭什麼哭！該哭的是我吧，我想盡辦法教你，你卻連聽都不聽，不懂沒關係，但你是不聽…」講完，他看見那孩子若有所思，而雲峰也在隨後向其他學生說，自己錯了，不該打人。
這件事，就這麼過去了兩個禮拜，尤其對那些視體罰為理所當然的老師們，好像，也可以真的就這麼讓他過去了，孩子的眼淚向來揹負著「撒賴、過了就算」的印象，無須太過在意。但，對雲峰來說，打從擔任正式教師後，他一直是站在「反體罰」的立場，所以，在孩子面前，他總是個不打不罵、耐心教學的老師。
而這次，他說，在自己失控動了手後幾個禮拜，孩子上課突然變得很專心。這種轉變，是不是應當讓他「反體罰」的立場大為更動呢？他說：「不，我很明白，那只是一種討好。」
雲峰說，事情發生後的兩個禮拜，他一直想找孩子談談，但兩人見了面總是尷尬，無法談話。直到某天晚上，他受邀到部落某處去烤火，那孩子也在，當晚，他們還是沒有交談，但在第二天，孩子上起課來卻變得很配合，「我很敏感，他的眼神背後是在試探我，像是：寫作業他從來是『擺爛』，但那段日子當我走過他身旁，他會立刻瞄我一眼然後開始寫，那『瞄』的眼神像是他突然想起什麼事了，怕我又會再打他…」
試探，藉著達到老師的期望以防止下次被打，正是許多孩子的壓力來源之一。他們無法真正地被說服為什麼要這樣做、為什麼要那樣做，而是在嚐過拳頭和棍子的苦味後，開始尋找如何改變行為以不再嚐苦。而當改變終究不是出自內心的時候，就得時時提醒、警誡自我，於是，壓力就這麼襲捲而來。而雲峰說，看見孩子這樣，他真的很後悔，因為，「當老師時，我就告訴自己：不再讓自己成長的悲劇繼續發生！」
體罰，對國小到大學階段的雲峰來說，正是件最稀鬆平常，卻發揮了茲事體大的影響。
回憶充滿體罰與委屈的學校生活
那也是個從眼淚開始的故事。小學四年級，雲峰回到家和正在洗衣服的媽媽打招呼，媽媽問他：「你的臉怎麼黑黑的？」雲峰以為臉髒了，用手去擦，一擦才發現痛不可支，因為，那不是髒，而是瘀青。
「我才想起來，是那天早上上體育課的時候，老師要我們練習跑接力賽，老師就要我帶領男同學到操場的另一邊去集合。當時，好多同學一下子就跑到司令台上蹦蹦跳跳地，我就和幾個同學在後邊慢慢走，還沒走到，老師就在對面把我們叫回去，一回去，老師就質問我說：『你身為班長，居然還帶頭作亂…』話還沒講完，老師就一手擰我的臉，一手打我巴掌，反反覆覆好幾次，我很害怕一直退一直退…那天，老師就當場撤換了我班長的職位。」
只是，雲峰說，當時他並沒有哭，一直到回家和媽媽發現了臉上的瘀青，他才抱著媽媽一直哭、一直哭。
年紀小，事情忘得快，也容易留得深。雲峰說，自己從小就是個成績好，卻愛講話的孩子，因此，被打的機會從來沒少過，但他通常很快就忘了；上了國中，成績的要求又成了老師打人的「誘因」，他與眾多莘莘學子，就又在「被打」、「怕被打」、「幸好沒被打」的情緒裡，度過了中學歲月，那時的他，即使「每天上學都很有壓力，」但，除了焦慮，他從來沒感覺到，體罰對自己會有多大影響，畢竟，大人總說：「打是為你好，以後就知道。」被打，似乎在一種正當性下模糊了感受。
而雲峰也真的在那「以後」知道了體罰究竟在自己的生命裡劃下了什麼痕跡。「上大學後，有一天早上我騎著車要去學校，路程中，我腦海突然浮起一幕幕從小到大老師打我的畫面，愈想愈氣，愈想愈氣，差點出了車禍…」
「長大後，你才會開始知道，被打的當下有多麼地委曲，我發現，我除了在意老師憑什麼打我，更在意他誤解我，或是看不起我…」他說，小二時，有個平時對他不錯的老師突然在課堂上叫他出去打板擦，他打回來後，老師就叫他把手伸出來挨打，並質問他：「XXX說的，你生詞為什麼不照老師教的順序寫？」他才知道，原來老師要他出去打板擦，是要藉機問另一個同學他有沒有照順序寫生詞，被誤解的感覺，當時很快地拋在腦後，長大成人後，卻直挺挺地冒了出來。此外，國中時，他成績不好被打，但他說，鞭子打下的同時，他受不了的不是鞭子，而是老師看他的眼神，「那眼神就是在說：你很爛，你沒有其他人好…」
而這一切被誤解、被看不起的情緒，在鞭子的揮打下，似乎，從來不需要被了解，於是，在這種不安全的狀態下，雲峰說，他從青春期後變得很「刺」，彆扭而憤世嫉俗，不愛跟老師親近，一直想揍老師，到上大學，才了解自己這一切的根源，就是老師長期的體罰，長期地忽視鞭子下自己的內心世界。
體罰讓人感到無能
他說，自己痛恨老師，尤其是小學老師。
而不知是幸還不幸，他大學考上的是師院，畢了業當的是小學老師。
而據他形容，他長大後仍是個「愛講話」的人，所以，朋友都鼓勵他，要當老師，當個「終結悲劇」、絕不打人的老師。
但，悲劇的終結似乎不是那麼容易，尤其，當一個菜鳥老師，在課堂上，面對的是一群亂到幾乎要爬上天花板的學生時。
「孩子知道你沒經驗，新來的，整堂課就這麼亂哄哄地無法控制，甚至有兩個孩子直接在課堂上吵起架來，再分別甩門出去…我沒有法子，就把棍子搬了出來。」 「終結悲劇」和「棍子」之間的轉折是什麼？他說；「我當時只覺得，我也要生存！」
是啊，在課堂上，人人有自己的角色，每個角色也有被賦予的期望，而老師就是要能掌控全局，一但實際現場，老師沒辦法真正掌控班級狀況，棍子，向來是這角色的形成要件之一，使用的前提是：老師也有生存的壓力！
但，難道沒有別的生存方式？打了人之後，不僅在孩子身上留下了後遺症，在老師身上，也有後遺症。「體罰孩子，對我也是一種傷害，我覺不僅違背自己的誓言，更發現自己的無能，我為什麼只會用這麼野蠻的方式達到目的？」
他說，當了老師，他才發現，人的惡劣來自於一種無能，縱使像他這樣有過被體罰經驗的老師，也很難從體罰中跳脫出來，原因在於我們的成長過程乃至師資培育的過程裡，太缺乏對這種「只會使用棍子生存的無能狀態」提供協助，他說，「在師院的課程裡，很少對體罰做討論，有，也只是各自表述，並不深刻。」於是，侑於成長經驗，又沒有思考過其他方法，於是，當「生存」出現危機，棍子，成了唯一的選擇。
雲峰說，他知道他可以選擇這方式，但，他也知道他的無能需要被協助。於是，他開始參加一些探討教育的課程，逐步尋找反體罰的立場和其他的教學方式。
雖然用盡了方法，但卻用錯了方法
在走向反體罰的過程裡，雲峰並非一下子就做得徹底。當上正式老師後，兩年來，他堅持不打孩子，努力找方法去帶孩子認知每件事情、每個作業。但，總還是讓一個小孩突破了他的耐心界線，讓他失控了一次。
而這一次，對雲峰來說，是對自己是否真正反體罰的立場的二度考驗。他說，自己真的盡了全力，沒有別的方法才情緒失控，但，事情後來的發展卻讓他體認到，自己不是用盡了方法，而是用錯了方法。
他說，打了那孩子後，如先前所說的，孩子在兩個禮拜後極力討好他，再過了兩個禮拜，某天，他在路上遇到那孩子和同學一起回家，他就順道送他們，一路上，他們開始談天，雖然，那說說笑笑的過程裡，他仍能感覺孩子在討好，一直到家門口後，雲峰說，他離開時，回頭看那孩子，把手舉得好高好直，很用力地揮著說：「老師再見！」
隔著一段距離，雲峰才感覺到，孩子長久以來是在試探：這老師是不是好人？孩子從小處於一個父親暴力相向的家庭，常不愛回家，而孩子不寫作業、擺爛，是在宣告著：反正也沒人會理我、在乎我，我何必寫？於是，當雲峰這個向來「很容易親近」的老師打了他，一方面孩子對雲峰的信任感有了動搖，另一方面，當雲峰在台上說：「你不會沒關係，我可以教…」的時候，孩子那若有所思的表情，似乎顯示著他的驚覺：怎麼有人這麼在乎我寫不寫？兩種衝突之下，孩子的試探、討好，正是在觀察「這老師到底是不是好人？」一直觀察了好一段時間，經歷雲峰的道歉、細心教導、不再體罰相向後，孩子似乎才又開始有了一點點的信任。
愛與關懷讓雙方減壓
開學後，孩子有了真正的轉變，不再討好，而是真正地想上課。雲峰說，「並不是我打了他有效，而是他感受到我的關心和愛，才會轉變！」當孩子不斷說：「我不會寫！」的當下，需要的是被在乎的感受，而不是一個答案，而如果找出了這個癥結，打，又有什麼必要？打之前，甚至之後，又有多少老師肯去尋找每個被視為「不乖」或「不上進」的孩子的癥結，也許是需要被在乎、也許是需要被肯定、也許，只是需要老師再回到自己學習的經驗裡，耐心地再教他一次…也許，也許…這麼多的也許，不會在一根棍子下，被發掘出來。那麼，究竟是孩子太難管教，還是，老師從來只習慣一種管教？
而令人好奇的是，教學現場裡，究竟是什麼支撐了這股理所當然直到現在？雲峰說，在他當實習菜鳥、掌控不住孩子的日子裡，他即使拿起了棍子，「在打的當下你就知道沒用了，孩子清楚你是掌控不了全局，乖一下就又回復原狀…」孩子太吵，打了會「乖」一下；成績不好，打了會回去努力念一下，難道，我們追求的是那暫時的「乖一下」、「努力一下」嗎？體罰，是不是也同時扭曲了老師和孩子兩方，老師像吸大麻一樣，藉由孩子暫時的馴服獲得一時的、自欺欺人式的生存感；而孩子，如雲峰說的，「也變得習慣老師會打人，打了他不一定會聽話，但遇上不打人的老師，就像要把全部的壓抑給渲洩出來…」對那些長久習慣體罰的孩子來說，搗蛋、放棄學業，是不是也是獲得生存感的另一種方式、另一種扭曲呢？只是，老師往往有權利繼續沉浸在打人的自我催眠裡，而孩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生存感時，換來的，似乎又只是更多的不了解或更多的體罰吧！
體罰，不只是孩子的壓力，對老師如何認知自我，更是另一層很深的壓力。
到目前為止，即使雲峰的反體罰路走得很辛苦，但，他並不沉浸在那自我催眠的生存感裡，而是一次次地檢視自己與孩子，他說，他願意繼續反體罰，因為，「孩子是個人，無論在知識或人格上，都是個可以發展成熟的人，只是看你有沒有、願不願意去發掘。」正因承認孩子的主體需要發掘，所以，他絕不希望再用棍子去矇蔽了發掘的機會，而對他自己，他也有著很深的反省：「即使身為老師，我們自己也不見得發展得很成熟，不是嗎？」
開學後的某一天，雲峰曾跟那被打的孩子說：「對不起，上回我打了你！」而那孩子摸摸頭，說，「喔，我早忘了。」但，正如雲峰自己的成長經驗一般，我們知道，體罰，從來不會真正因為孩子容易遺忘而獲得正當性、失去影響力；每個個體，也不會在體罰之下，擁有更完整的發展機會。
編按：本文原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第 170 期。
人本教育基金會公益訊息 2005/10/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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